汇聚民主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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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8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但在乘苏联客轮“胜利号”离美归国途经黑海时，因轮船起火遇难。
9月7日，毛泽东得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因轮船起火遇难后，十分悲痛和震惊。当天，毛泽东执笔起草，由毛泽东、朱德联名给李济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出吊唁电。同时，毛泽东在党内再次强调，要万分注意对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冯玉祥遇难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担心由香港北上的苏联货轮途中是否安全，便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指出：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电报后，潘汉年与钱之光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的安排。
9月下旬，被安排的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乘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钱之光到船上送行，并派祝华和徐德明随船护送。
8天以后，始终放心不下的钱之光终于收到了刘昂从大连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
9月20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顺利到达哈尔滨。
得悉四位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10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表示祝贺。
10月初，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到香港，接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
10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但是，到达时因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由于已与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钱之光遂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船——“华中号”。
一切准备妥当后，11月23日，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韩炼成等人离开香港北上，王华生随船护送。
12月1日，“华中号”抵达安东(今丹东)石城岛。上岸后，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
12月26日深夜，第三批民主人士加上中共党员共有30多人，从香港秘密出发。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就在其中。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对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北上极为关心。周恩来事前给大连方面打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专门就宴会的席位、座次做出明确指示。电报还指出：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经过与苏方交涉，租用了苏联“阿尔丹号”船，苏方允诺从香港回来的船可在大连靠岸(当时大连港由苏军管辖)。
1949年1月7日轮船到达大连港。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
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大连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他们得知这是周恩来指示办的，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
在大连期间，这些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此时，天津已经解放。这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父子，还有姚维钧、俞寰澄等。这些人士于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代表和著名爱国人士，主要是这四批，也有一些民主人士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入解放区。
在被邀请北上共商国是的代表人物中，最受中央关注的当属宋庆龄。
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致信留居上海的宋庆龄，表示：“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因此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收到电报后作了认真研究，非常慎重地提出了一个方案：放弃从上海直接去北平的计划，而是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这个计划安排给中共赫赫有名的“特工”华克之从香港赴上海执行。随后，华克之扮成商人模样，乘上一艘由香港驶往青岛的外国货轮，历尽颠簸到达上海。4天之后，华克之趁着夜色来到上海腊菲德路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的住宅。华克之见到柳无垢，递上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译文，陈述自己的任务及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同时，再三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
几天后，华克之如约再一次来到柳无垢家。柳无垢向华克之转达了宋庆龄的口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同时，柳无垢还向华克之转交了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
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就的。在这封信中，她热情地写到：“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的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炮火声中攻占上海。负责指挥上海战役并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一进上海就向地下党负责人打听宋庆龄的住处，当即派出部队将她的住处严密警卫起来。随后，陈毅在潘汉年副市长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陈毅向宋庆龄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与她热烈地握手致意，充满了对宋庆龄的恭敬之情，并诚恳地向她征询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令宋庆龄十分感动。
当日，全国民主妇联主席蔡畅致电宋庆龄，庆贺上海解放，并致慰问之意。
6月4日，宋庆龄致电蔡畅：“上海解放，辱承慰问，特电申谢。”
6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史良赶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两人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重逢，感到格外高兴。史良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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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8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但在乘苏联客轮“胜利号”离美归国途经黑海时，因轮船起火遇难。
9月7日，毛泽东得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因轮船起火遇难后，十分悲痛和震惊。当天，毛泽东执笔起草，由毛泽东、朱德联名给李济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出吊唁电。同时，毛泽东在党内再次强调，要万分注意对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冯玉祥遇难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担心由香港北上的苏联货轮途中是否安全，便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指出：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电报后，潘汉年与钱之光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的安排。
9月下旬，被安排的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乘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钱之光到船上送行，并派祝华和徐德明随船护送。
8天以后，始终放心不下的钱之光终于收到了刘昂从大连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
9月20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顺利到达哈尔滨。
得悉四位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10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表示祝贺。
10月初，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到香港，接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
10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但是，到达时因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由于已与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钱之光遂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船——“华中号”。
一切准备妥当后，11月23日，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韩炼成等人离开香港北上，王华生随船护送。
12月1日，“华中号”抵达安东(今丹东)石城岛。上岸后，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
12月26日深夜，第三批民主人士加上中共党员共有30多人，从香港秘密出发。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就在其中。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对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北上极为关心。周恩来事前给大连方面打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专门就宴会的席位、座次做出明确指示。电报还指出：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经过与苏方交涉，租用了苏联“阿尔丹号”船，苏方允诺从香港回来的船可在大连靠岸(当时大连港由苏军管辖)。
1949年1月7日轮船到达大连港。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
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大连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他们得知这是周恩来指示办的，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
在大连期间，这些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此时，天津已经解放。这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父子，还有姚维钧、俞寰澄等。这些人士于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代表和著名爱国人士，主要是这四批，也有一些民主人士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入解放区。
在被邀请北上共商国是的代表人物中，最受中央关注的当属宋庆龄。
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致信留居上海的宋庆龄，表示：“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因此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收到电报后作了认真研究，非常慎重地提出了一个方案：放弃从上海直接去北平的计划，而是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这个计划安排给中共赫赫有名的“特工”华克之从香港赴上海执行。随后，华克之扮成商人模样，乘上一艘由香港驶往青岛的外国货轮，历尽颠簸到达上海。4天之后，华克之趁着夜色来到上海腊菲德路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的住宅。华克之见到柳无垢，递上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译文，陈述自己的任务及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同时，再三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
几天后，华克之如约再一次来到柳无垢家。柳无垢向华克之转达了宋庆龄的口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同时，柳无垢还向华克之转交了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
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就的。在这封信中，她热情地写到：“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的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炮火声中攻占上海。负责指挥上海战役并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一进上海就向地下党负责人打听宋庆龄的住处，当即派出部队将她的住处严密警卫起来。随后，陈毅在潘汉年副市长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陈毅向宋庆龄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与她热烈地握手致意，充满了对宋庆龄的恭敬之情，并诚恳地向她征询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令宋庆龄十分感动。
当日，全国民主妇联主席蔡畅致电宋庆龄，庆贺上海解放，并致慰问之意。
6月4日，宋庆龄致电蔡畅：“上海解放，辱承慰问，特电申谢。”
6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史良赶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两人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重逢，感到格外高兴。史良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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