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村定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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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原拟提交全会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因内容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需重新起草，未列入会议的议程。3月8日，因为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休会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西柏坡召开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中央妇女委员会主席蔡畅在会上讲了话。她回顾了中国革命走过的28年的曲折历程，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革命今天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除了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解放区人民积极支援，全党艰苦奋斗之外，主要原因是有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解放区妇女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她号召解放区妇女继续努力生产支前，把胜利的旗帜插遍全中国。
毛泽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随着革命战争胜利进程的发展，中共中央就为创建新中国进行着积极的准备。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为此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就构成了他在这个报告中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既有毛泽东个人的思考，也包括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研究和探索。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虽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提出来了，但到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在为创建新中国的准备过程中，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认识上向前发展了，理论、政策更系统化了。例如，在党中央酝酿和讨论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作了更为准确的表述，并据此提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
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毛泽东在1947年12月陕北杨家沟会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刘少奇、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社会主要矛盾等重要思想内容。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之后，他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呢？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就新民主主义经济做了系统发言，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四种经济成分构成，认为上述各种经济成分，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我们的政策也就应该从这种基本分析中订出来”。
刘少奇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来说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在对东北的实际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并做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于9月15日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央。提纲中指出，东北经济在解放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其中还从东北的实际出发，系统和科学地对各种经济形态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在城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使之继续发展”，“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条件。”“但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更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种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之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为战争与人民服务。”商品经济，“主要地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提纲中指出：“所有上述的五种经济成分，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
这份提纲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泽东在阅读这个提纲时，还充实和修改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因为中国的广大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使合作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决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由于我们不仅只有农村，而且有了城市；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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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原拟提交全会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因内容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需重新起草，未列入会议的议程。3月8日，因为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休会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西柏坡召开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中央妇女委员会主席蔡畅在会上讲了话。她回顾了中国革命走过的28年的曲折历程，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革命今天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除了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解放区人民积极支援，全党艰苦奋斗之外，主要原因是有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解放区妇女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她号召解放区妇女继续努力生产支前，把胜利的旗帜插遍全中国。
毛泽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随着革命战争胜利进程的发展，中共中央就为创建新中国进行着积极的准备。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为此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就构成了他在这个报告中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既有毛泽东个人的思考，也包括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研究和探索。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虽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提出来了，但到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在为创建新中国的准备过程中，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认识上向前发展了，理论、政策更系统化了。例如，在党中央酝酿和讨论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作了更为准确的表述，并据此提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
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毛泽东在1947年12月陕北杨家沟会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刘少奇、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社会主要矛盾等重要思想内容。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之后，他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呢？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就新民主主义经济做了系统发言，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四种经济成分构成，认为上述各种经济成分，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我们的政策也就应该从这种基本分析中订出来”。
刘少奇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来说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在对东北的实际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并做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于9月15日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央。提纲中指出，东北经济在解放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其中还从东北的实际出发，系统和科学地对各种经济形态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在城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使之继续发展”，“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条件。”“但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更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种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之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为战争与人民服务。”商品经济，“主要地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提纲中指出：“所有上述的五种经济成分，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
这份提纲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泽东在阅读这个提纲时，还充实和修改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因为中国的广大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使合作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决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由于我们不仅只有农村，而且有了城市；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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