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村定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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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26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说：“少奇修改《政策汇编》（拟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1毛泽东在这份信函中提到的“二中”，就是指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共中央酝酿召开这次会议，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开始。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此前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估计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根据头两年的战争形势，这个估计是稳健的、实际的，并有提前胜利的可能性。为了不使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又不使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政治局会议在确定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然后围绕着这个报告的主题，即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任务以及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刘少奇就上述主题作了全面的发言，特别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的阐述，毛泽东听后均表示赞同，认为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尚需作进一步的考虑，并请刘少奇草拟文件，以便提请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10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要求各中央局“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即向中外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有信心有把握提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提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在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l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负责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两天，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前委发出这一指示。此后不久，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根据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亦随之加紧进行。会前，除由毛泽东起草了向全会所作的10条报告外，还编印了前面提到的由刘少奇修改审定的1948年以来党的《政策汇编》，毛泽东还提议将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印发参加会议的人员，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2月中旬起，中共中央陆续向在前线和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发出通知，要求2月底以前到达中央驻地。
杨尚昆回忆说：“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弼时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晚上，‘大办公’结束后，我又到恩来同志的住处，就会议筹备和后勤工作等请他指示，谈完已是凌晨2时了。”“第二天（2月12日），我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安排。这时邓洁已到平津去调查情况，杨立三将去天津工作，李克农又抽去北平安排迁移问题，中央办公厅头绪繁多，实在感到人手不足。”“3月l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代表驻地去看望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从延安分手以来，我常常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东总调来的高射炮4门、高射机关枪两挺已经运到，还派一名师参谋长前来联络。他名叫杨尚德，和我只有一字之差。他说560团明日可到两河地区。我们商定对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3月5日上午，我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开幕。”
1949年3月5～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一个面积不足85平方米的平房里召开，当年它是中央机关食堂。开会时由汪东兴、李树槐等四位同志值勤，来回巡视走动，负责会场的安全。走进会场，北墙酱紫色幕布上挂着的两面党旗，上面绣着“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两幅挂像。东西两侧墙壁悬挂四面党旗。幕布的顶端有两面锦旗，书写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正中央的主席台上铺着花毛毯，桌上一个笔架，两支蘸水笔。主席桌两旁各有一张铺白布的记录桌。主席桌前边是两排双人沙发，后边有茶几、长条靠背椅、木椅，高低不一。南墙上是一张向大会做汇报的全国敌我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12时，这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那时的座位没有固定的位置，来得早了靠前，晚了靠后，还有自己带着宿舍的躺椅来开会的，散会后再带回宿舍使用。
现在保留下来的当时的历史照片上，有些可以看见会场的党旗上有“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有些则没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开会以前，杨尚昆、汪东兴等人讨论设计的党旗，就是用红底衬金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开会时就这样布置的。但是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认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这样就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取消了。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是由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布置的，最初挂的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照片。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看便提出批评，说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像还是应该同时挂上，于是，会务人员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3月5日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34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林彪、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分别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藻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列席11人，分别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罗迈（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记录员为曾三、廖鲁言、师哲、伍云甫。请假不能到会的中央委员10人，分别是陈云、徐向前、高岗、罗荣桓、彭真、刘伯承、郑位三、叶剑英、薄一波、黄克诚。其中罗荣桓、彭真、叶剑英、薄一波、黄克诚5位同志因为筹备党中央迁移北平事宜没有到会。请假不能到会的候补中央委员9人，分别为刘晓、刘长胜、粟裕、宋任穷、曾镜冰、陈郁、张宗逊、陈庚、肖劲光。停止到会一人：黎玉。由于康生、饶漱石等人的打击和迫害，致使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山东省委副书记黎玉在本次会议受到“停止到会”的错误处理。1986年3月13日，也就是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整整37年后，黎玉病逝前2个多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山东省委关于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同志的错误结论进行平反的报告》，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
大会开幕后，周恩来向全会报告会议日程，到会情况。随后通过了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的决议。毛泽东向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3月6～13日，会上27人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全会肯定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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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26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说：“少奇修改《政策汇编》（拟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1毛泽东在这份信函中提到的“二中”，就是指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共中央酝酿召开这次会议，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开始。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此前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估计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根据头两年的战争形势，这个估计是稳健的、实际的，并有提前胜利的可能性。为了不使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又不使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政治局会议在确定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然后围绕着这个报告的主题，即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任务以及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刘少奇就上述主题作了全面的发言，特别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的阐述，毛泽东听后均表示赞同，认为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尚需作进一步的考虑，并请刘少奇草拟文件，以便提请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10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要求各中央局“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即向中外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有信心有把握提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提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在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l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负责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两天，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前委发出这一指示。此后不久，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根据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亦随之加紧进行。会前，除由毛泽东起草了向全会所作的10条报告外，还编印了前面提到的由刘少奇修改审定的1948年以来党的《政策汇编》，毛泽东还提议将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印发参加会议的人员，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2月中旬起，中共中央陆续向在前线和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发出通知，要求2月底以前到达中央驻地。
杨尚昆回忆说：“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弼时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晚上，‘大办公’结束后，我又到恩来同志的住处，就会议筹备和后勤工作等请他指示，谈完已是凌晨2时了。”“第二天（2月12日），我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安排。这时邓洁已到平津去调查情况，杨立三将去天津工作，李克农又抽去北平安排迁移问题，中央办公厅头绪繁多，实在感到人手不足。”“3月l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代表驻地去看望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从延安分手以来，我常常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东总调来的高射炮4门、高射机关枪两挺已经运到，还派一名师参谋长前来联络。他名叫杨尚德，和我只有一字之差。他说560团明日可到两河地区。我们商定对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3月5日上午，我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开幕。”
1949年3月5～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一个面积不足85平方米的平房里召开，当年它是中央机关食堂。开会时由汪东兴、李树槐等四位同志值勤，来回巡视走动，负责会场的安全。走进会场，北墙酱紫色幕布上挂着的两面党旗，上面绣着“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两幅挂像。东西两侧墙壁悬挂四面党旗。幕布的顶端有两面锦旗，书写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正中央的主席台上铺着花毛毯，桌上一个笔架，两支蘸水笔。主席桌两旁各有一张铺白布的记录桌。主席桌前边是两排双人沙发，后边有茶几、长条靠背椅、木椅，高低不一。南墙上是一张向大会做汇报的全国敌我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12时，这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那时的座位没有固定的位置，来得早了靠前，晚了靠后，还有自己带着宿舍的躺椅来开会的，散会后再带回宿舍使用。
现在保留下来的当时的历史照片上，有些可以看见会场的党旗上有“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有些则没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开会以前，杨尚昆、汪东兴等人讨论设计的党旗，就是用红底衬金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开会时就这样布置的。但是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认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这样就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取消了。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是由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布置的，最初挂的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照片。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看便提出批评，说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像还是应该同时挂上，于是，会务人员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3月5日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34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林彪、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分别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藻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列席11人，分别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罗迈（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记录员为曾三、廖鲁言、师哲、伍云甫。请假不能到会的中央委员10人，分别是陈云、徐向前、高岗、罗荣桓、彭真、刘伯承、郑位三、叶剑英、薄一波、黄克诚。其中罗荣桓、彭真、叶剑英、薄一波、黄克诚5位同志因为筹备党中央迁移北平事宜没有到会。请假不能到会的候补中央委员9人，分别为刘晓、刘长胜、粟裕、宋任穷、曾镜冰、陈郁、张宗逊、陈庚、肖劲光。停止到会一人：黎玉。由于康生、饶漱石等人的打击和迫害，致使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山东省委副书记黎玉在本次会议受到“停止到会”的错误处理。1986年3月13日，也就是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整整37年后，黎玉病逝前2个多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山东省委关于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同志的错误结论进行平反的报告》，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
大会开幕后，周恩来向全会报告会议日程，到会情况。随后通过了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的决议。毛泽东向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3月6～13日，会上27人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全会肯定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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